金融科技塑造银行新业态
本报记者 陆宇航
“快看，那边又有一个新‘法宝’。”站在跑道上的观众，通过移动身体和挥动手臂，接住建行“全球撮合家”“跨境快贷”等跨境金融产品，即可开启“数字新外贸”挑战之旅。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10号馆的建行展区，由建行专门打造的跨境金融体感游戏“航海新时代”，吸引了众多观众。
近年来，银行业参加的各类展会，已变成展示银行业最新金融科技成果的橱窗。随着对各种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，银行业把更加多元和新奇的“玩法”带到公众面前，融于日常业务之中，让用户足不出户便可以办理多类银行业务，动动手指即可享受银行搭建的缴费和购物等多元服务。正是科技生产力的推动，彻底重塑了银行业态，让银行服务以更加“无感”的方式融入生活各处。
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，在“非接触时代”到来之前，银行经历了从算盘到键盘、从解决数据痛点的信息化建设到全面数字化转型和经营的迭代升级。科技的迅速发展，也完全颠覆了银行业的发展格局：从手工时代的银行业务，到集中数据下跨地域服务能力的实现，再到当前开放生态下全新服务场景的搭建，可以预期的是，在数字化时代，银行业的转型与发展对金融科技的依存度将越来越高，银行的业态变革也在悄然推进。
从算盘到键盘
算盘、纸币、铅字打印机，在改革开放前，这几样工具是银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的标配。“点钞不用手、记账不用笔、利息自动算、传票自己走”，正是科技的不断推动，才让彼时银行人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为提升业务效率，电磁式计算机被最先引进。到了1975年，第四机械部与人民银行联合下发《关于下达大中城市银行核算网试点任务的通知》，试水中国银行业电子化。
1979年是银行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当年，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台计算机——IBM3032在香港启用。1980年，人民银行批准的YBS（银行保险系统）项目陆续上线，一方面引进IBM360系统，在香港投入使用，实现初步的银行电子化。另一方面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开发银行会计联机实时处理系统和联行对账系统，使得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目标迈出坚实的第一步。1985年，银行电子化首次被列入国家重点发展项目。
1993年，中国银行业开始使用386型计算机进行账务处理。部分银行建立了“以账务为中心”的第一代核心操作系统。在当时，资金清算、会计记账开始使用计算机软件，银行业务还是以计算机辅助传统手工作业的混合系统工作，计算机技术仅充当业务辅助。
2000年前后，随着省域数据集中、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，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、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、资金调拨、客户数据库、信贷台账，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、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，本地存款异地取、资金瞬间到账、跨国使用银行卡、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。
至此，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。“中国银行业走上了电子化发展的高速通道，开启了从手工到电子、从单机到联网、从分散到统一的历史性突破，银行业务操作以计算机处理逐步代替手工操作，银行加大IT投入，纷纷斥巨资建设信息科技系统，实现全国范围或城市范围内的银行存款资源的通存通兑，提升了客户体验，降低了经营成本。”迪普思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陆岷峰表示。
核心系统功能增强
1998年，招商银行“一网通·网上支付”完成了首笔网上支付。作为今日无处不在的移动支付的前身，在电子支付探索的背后，折射出数据的重要性。
在银行业进入键盘时代后，数据不仅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，更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，转账、汇款、基金、外汇、理财等业务纷纷“触网”，催生出种种银行新业态，也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的变革发展。
各家银行纷纷吹响了数据大集中暨核心系统建设的号角。1999年9月1日，工行启动 “9991工程”。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、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，建立起工行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。
工行的信息化架构并非一日之功。1986年，工行引进SAFEII系统，并以此为基础，构建了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；1994年，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；1997年，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，截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。
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，农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（ABIS）建设，中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，建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，中小银行也陆续开展数据大集中工程建设。
“这一时期，信息技术在银行领域的应用出现了突破性的增长，以数据大集中为代表的金融业务系统应用软件不断更新，彻底改变了银行业务系统等同静态会计系统的格局，打破了银行传统经营模式，使银行管理开始出现质的改变。”陆岷峰表示。
时至今日，各家银行的核心系统建设仍在不断取得突破，赋能自身转型：2015年，工行启动IT架构转型，2017年全面实施“智慧银行ECOS工程”建设；2017年，建行“新一代核心系统”全面竣工并成功上线，并于2018年发布“TOP+”金融科技战略规划；2020年，农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……
数字化时代来临
“当前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扑面而来，数字经济浪潮对各行各业都产生着深刻影响。其中，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，更是首当其冲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和机遇。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反复，也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。”众邦银行行长程峰告诉《金融时报》记者。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无论是具备先发优势的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，还是力图实现突破发展的城商行及民营银行，都积极抢滩金融科技市场，全方位实践数字化转型和经营。
这从各家银行真金白银的科技投入中可见一斑：2020年末，工行金融科技投入达240亿元；建行金融科技投入为221.09亿元，同比增长25.38%；邮储银行在信息科技领域投入90.27亿元，同比增长10.35%；招行信息科技投入为119.12亿元，同比增长27.25%；光大银行科技投入为51.5亿元，同比增长51%。
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，如何被银行运用于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转型？“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，是基于新兴科技基础，围绕数字营销、数字运营、数字风控等领域展开，通过重塑组织与人的关系、构建数据驱动的能力来由内而外地进行变革，由内部管理运营向外部客户服务进行延伸，拓展营销渠道，提高客户体验，实现与经济数字化相适应的业务增长的过程。”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。
在未来的探索方向上，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是各出高招。“未来3年，工行将以ECOS成果为基础，以数字化重构为主线，围绕数字基建、数字资产、数字环境、数字业态，实施金融科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进金融科技银行建设，推动金融科技进一步从后台走向前台、从支撑保障向价值百科创造转型，实现增长动能转换。”工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马雁表示。
“我们将以‘京匠工程’十大项目群建设为抓手，全面梳理产品及服务流程，从客户及用户体验出发，实现端到端的优化和改进。通过全力打造更加敏捷的前台、聚能的中台以及稳健的后台，进一步夯实科技实力。” 北京银行首席信息官龚伟华表示。
众邦银行则将全面推进“超级平台”的建设。“通过对存量业务全线打通、新增业务全方位辐射，‘超级平台’将成为我行客户流量的入口、经营交易的场所及资金沉淀的聚集地，形成多边网络效应，并基于生态不断自我迭代、延展，实现商业模式的多元化。” 程峰表示。
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力以数字化转型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，银行业需要强化数据治理与应用，增强技术自主可控能力。“要围绕战略锻造长板，补齐短板，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解决技术‘卡脖子’问题。主动管理数据风险，提升自身数据安全水平，制定相应的数据脱敏规则与管理规范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，筑牢金融风险防范底线。”交行金融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王卫东表示。
责任编辑：戚琦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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